吴晓求：“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金融与资本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编者按：2025年11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2025深圳国际金融大会”在深圳前海隆重开幕。本次大会以“金融强国建设与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主题，汇聚了政产学研各界的领军人物，旨在探讨全球经济变局下中国金融发展的战略路径。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国家一级教授吴晓求发表了题为《“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金融与资本市场的机遇与挑战》的主旨演讲。

吴晓求教授站在历史与理论的高度，深刻剖析了“十五五”时期中国面临的两大宏观背景：一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范式变革，二是中国经济从“短缺”向“过剩”形态的历史性跨越。他指出，治理过剩经济需要全新的理论逻辑，必须从单纯的供给侧规模扩张转向供给侧结构升级与需求侧消费扩张并重。在金融与资本市场领域，他强调必须通过金融创新满足多元化需求，通过扩大开放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石，特别是要确立国债市场的战略地位，并着力重塑资本市场生态链，实现从融资市场向投资市场的根本性转型。

以下是发言纪要全文：

一、宏观历史方位：

技术变革与经济形态的根本性转型

研判“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路径，不能仅局限于短期的政策解读，必须将其置于宏大的历史维度与时代背景中进行深度的学理审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两个至关重要的时代背景，这是我们理解一切经济政策与市场变革的逻辑起点。

首先是全球技术大变革的历史机遇。人类社会自1763年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经历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械化时代、以电力为代表的电气化时代以及上世纪60年代开启的信息化与互联网时代。回顾历史，中国因体制封闭与思想僵化错失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导致了近代长期的贫困与落后。然而，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善于学习、借鉴与创新的民族精神，成功搭上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列车，在信息产业和互联网领域跻身世界前列，这极大地缩短了中国与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当前，以智能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正席卷全球，这是2010年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的又一次重大飞跃。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基石——算力、算法和大数据，中国均已具备坚实基础。特别是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领先优势为算力提供了强大的能源保障，而改革开放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土壤。因此，在“十五五”这一关键时期，只要我们坚持创新驱动，中国完全有能力也有信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占据领先地位。

其次是中国经济形态发生的历史性跨越。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规模和人均GDP实现了质的飞跃。从1978年人均GDP不足200美元，发展到2024年约13500美元，如果保持当前的增长态势与汇率稳定，预计到“十五五”初期，中国人均GDP将突破1.4万美元。这意味着中国社会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发达国家的门槛，“十五五”时期将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的关键五年。更为本质的变化在于，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长期的“短缺经济”时代，历史性地进入了“过剩经济”阶段。上世纪80年代，经济学界研究的核心命题是如何治理短缺，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深刻影响了一代人。那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确立了激励机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于文化的包容性与制度的激励性，前者允许试错与探索，后者让创新者和向善者获得制度性溢价与财富积累。正是这种对市场经济常识的尊重和对个人资源禀赋的发挥，让中国迅速摆脱了短缺。

然而，面对今日全行业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基于短缺经济时代的理论工具箱已不再适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超过31%，这一数据直观地反映了我们在供给侧的强大能力。但在过剩经济时代，治理的逻辑必须发生根本性转变。在供给侧，发展的重点不再是规模的简单扩张，而是结构的升级与技术水平的提升，这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科创型企业的发展来推动，防止低水平的内卷。在需求侧，必须从理论高度重新审视“消费”的意义，构建适应过剩经济的动态供求平衡机制，这关乎中国经济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质量发展。

二、治理过剩经济的核心：

重构消费扩张的理论逻辑

在过剩经济条件下，消费不再是传统观念中的“浪费”，而是维持经济动态平衡的关键力量。治理过剩经济，除了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外，更迫切的是要深入研究消费扩张的函数机制，寻找制约消费增长的深层变量，而不仅仅依赖短期的政策刺激。消费的扩张主要受制于收入、财富与社会保障这三个核心函数，我们需要从这三个维度进行深度的制度重构。

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收入函数表明，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要实现消费的有效扩张，首要前提是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然而，收入增长并非无源之水，其背后的关键解释变量是就业。没有充分且高质量的就业，特别是年轻群体的充分就业，收入预期就无法改善，消费也就失去了基础。当前，中国每年有超过1200万高校毕业生进入市场，他们代表着国家的未来，如果这一群体面临就业压力，将直接影响未来的消费潜力。创造财富的主体是企业，吸纳就业的主力军是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因此，优化营商环境，尊重并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使其蓬勃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提高居民收入、进而拉动消费的根本路径。我们不能指望公共部门吸纳所有就业，必须依靠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来创造就业岗位，从而夯实消费增长的收入基础。

基于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说和莫迪利安尼生命周期假说的财富函数揭示，消费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更取决于存量财富的状况及其稳定性。居民部门的财富效应边际倾向往往高于当期收入。当前，中国居民部门的财富结构存在显著失衡，约60%至70%的财富集中在房地产等不动产上。当房地产价格下行，居民存量财富缩水，必然导致消费心理收缩。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调整居民财富结构，让与经济增长函数关系更紧密、流动性更好的证券化金融资产在居民财富中占据更大比重，通过资产价格上涨产生的财富效应来推动需求扩张；另一方面，必须树立敬畏历史、保护存量财富的社会观念与法治环境。我们不能总是进行破坏性的拆除重建，虽然这可能在短期内创造GDP，但却是在毁灭存量财富。法律必须对所有合法的存量资产提供严密保护，这是稳定社会预期、让居民敢于消费的前提。

社会保障函数对消费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既源于传统文化，也反映了对未来的深层忧虑，即预防性储蓄。在短缺经济时代，高储蓄支持了高投资，推动了经济起飞；但在过剩经济时代，过高的预防性储蓄则抑制了有效需求。要释放这部分被锁定的购买力，必须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这就要求财政支出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型。在短缺经济时代，政府将大量资金用于投资建设以扩大供给是必要的；但在过剩经济时代，政府的主要职责应回归到公共服务、社会公平与民生保障。当前，部分地方政府仍热衷于设立各类产业投资基金，但在全行业过剩的背景下，政府资本往往难以精准识别投资方向，且因风险责任机制不对等，效率往往不如社会资本。因此，财政资源应更多地倾斜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以及社会公平的维护。只有织密社会保障这张网，才能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从根本上释放消费潜力，实现经济的内循环。

三、金融体系的变革：

创新、开放与国债市场的战略重塑

“十五五”时期，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压力，其核心任务在于通过创新与开放，适应经济形态从短缺向过剩的转变，并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坚实基础。

金融创新是满足实体经济多元化需求的关键。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金融需求发生了深刻分化。从企业端看，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对融资工具的需求截然不同。传统的银行信贷体系主要基于抵押和担保，这难以有效覆盖高风险、轻资产的初创期科技企业。这就要求金融业态必须创新，大力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投资（PE）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形成完整的投贷联动链条，以适应科创企业从初创到成熟的融资需求。从居民端看，随着人均GDP迈向发达国家水平，居民特别是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需求日益旺盛。传统的存款已无法满足财富保值增值的需要，因为存款本质上不是投资，缺乏风险溢价。财富的真正增值来源于承担风险后的投资收益。因此，金融体系必须提供丰富多样的财富管理工具，将高净值人群的资金留在中国，转化为驱动经济发展的资本动力，这既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体现，也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金融开放则是“十五五”时期金融改革的另一重点。开放不仅是为了吸纳外部需求，更是为了引入国际高标准，倒逼国内金融体系的现代化。中国制造业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在开放中对标了全球最高标准。同理，金融行业通过扩大开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引入成熟的契约精神、法治理念和透明度标准。外部需求不仅是消化中国产能的重要渠道，更是衡量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标尺。通过高水平的金融开放，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风险管理经验和产品设计理念，提升中国金融机构的全球竞争力。同时，开放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只有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人民币才能真正成为国际货币。

在金融改革的深水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并确立国债市场的战略地位。长期以来，我们仅将国债视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而忽视了其作为现代金融体系基石的核心作用。一个规模庞大、流动性好、信用等级高的国债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美债市场之所以能支撑美元的全球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极高的流动性。当前，我国国债规模相对较小，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且存在信用风险隐患，给银行体系带来了巨大压力。通过金融工程手段，将部分存量地方债务置换为国债，虽然名义利率降低，但由于国债是无风险的优质资产，银行体系的资产质量将得到极大改善，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将显著提升。应当认识到，构建强大的国债市场，不仅是财政政策的需要，更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底座、掌握全球金融定价权的战略举措。我们必须克服部门利益的局限，从国家金融安全和长远发展的高度来规划国债市场的发展。

四、资本市场：

从“融资市场”向“投资市场”的生态重构

资本市场在“十五五”时期将承担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枢纽作用。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以来，我们对资本市场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纠偏，即从过去单纯将其视为银行体系补充的“融资市场”，转变为具有财富管理功能、提供风险收益的“投资市场”。这一认知的转变是革命性的，它意味着资本市场不再仅仅是企业圈钱的场所，而是投资者分享经济增长红利的平台。“十五五”时期，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任务是重构生态链，实现从资产端、资金端到制度端的全面进化。

在资产端，核心任务是大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没有优质的资产，市场就失去了长期投资的价值。我们需要鼓励高科技企业、具有高成长性的企业上市，让市场充斥着代表中国经济未来的优质资产。同时，必须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实现市场的优胜劣汰。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必须有进有出，让那些丧失持续经营能力、财务造假的企业坚决退市，才能净化市场环境，让资本市场真正成为筛选优秀企业的平台，而非落后产能的避难所。我们要通过制度设计，让优质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获得制度性溢价，从而激励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动。

在资金端，也就是需求端，必须着力培育“耐心资本”并保持流动性充裕。过去我们片面强调融资功能，忽视了投资端的建设，导致市场供需失衡。未来要进一步放宽保险资金、社保资金等长线资金入市的比例限制，让这些追求长期价值的“耐心资本”成为市场的压舱石。这些资金具有期限长、规模大的特点，能够平抑市场波动，引导价值投资。同时，一个活跃的市场必须有充足的流动性支持。央行近期创设的互换便利等工具，表明了国家维护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决心。市场应当保持适度的交易活跃度，两万亿左右的日成交量应被视为市场成熟的常态，而非需要警惕的“天量”。只有保持充足的流动性，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才能有效发挥。

在制度端，以严刑峻法保障市场透明度是重构生态链的关键。过去，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违法成本极低，导致欺诈发行、虚假披露、内幕交易等行为屡禁不止，严重损害了投资者信心。这种状况必须在“十五五”时期得到彻底改变。我们要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对于造假者、欺诈上市者以及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必须实行“倾家荡产、牢底坐穿”式的严厉处罚。只有建立起以投资者保护为核心的法治环境，确立市场的契约精神和透明度，中国资本市场才能真正赢得全球投资者的信任。我们不仅要完善立法，更要加强执法，让法律真正成为长了牙齿的老虎。通过构建透明、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中国资本市场将有望成为全球资金配置的重要场所，成为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支撑。

综上所述，“十五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转型期。我们面临着技术变革的机遇，也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挑战。通过深刻理解过剩经济的运行逻辑，重构消费扩张机制，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重塑资本市场生态，我们完全有信心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向着金融强国的目标稳步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