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中西交流互鉴的演进与经验

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古往今来，世界各地文明因交流融通而多彩，因彼此互鉴而丰富。粤港澳大湾区这片区域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枢纽和通道，自古尤其是大航海时代以来就非常注重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既不断汲取其他文明的精华，也与其他文明分享经验与智慧，最终形成中西文化长期交汇共存的特色和优势。

大湾区文化传统的历史生成

五岭山脉以南初为百越族居之地。从秦置郡县始，中央王朝就不断加强对岭南的经略和治理。然而，囿于山林深密、交通阻塞、生齿不繁，区域开发进展迟缓，素被中原士大夫视为“化外绝域”。及至唐宋之际，岭南社会经济较以前得到稳步发展，明清时期更是迈入全国先进行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为文化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岭南由此逐渐成为一个极具特色的地理文化单元。正如明代万历《广东通志》所载，“百粤衣冠礼乐，将于中州，昔人比之古邹鲁云”，既体现了岭南地区对中原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又流露出与中原对等的文化自信。

就历史渊源而言，香港、澳门和珠三角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承，先后同属于南海郡、岭南道、广州路、广州府等政区。近代以后虽因特殊原因导致发展进程、社会制度、思维方式有所差异，但随着港口增开、城市变迁和人口流动，大湾区各地横向联系愈加紧密，始终以岭南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凝心聚力，促进了彼此的交往交流交融，进而引领近代中国风气之先。

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凝练出开放包容精神、兼收并蓄意识、苦干实干品格。凭借海岸线长、天然良港多、内河纵横交错的区位优势，岭南地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开展对外经贸文化交流。比较典型的是，广州自汉代形成和确立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唐宋时期跻身世界贸易大港之列，清代又被定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与处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各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上进行更为广泛的交流。澳门、香港则先后于16世纪和19世纪中叶开埠通商，很快发展为华洋并处、五方杂厝的混合型社会。可以说，在新航路开辟以来的中外接触中，粤港澳大湾区这片区域通江达海、融汇中西，在对外商贸交往中所起作用日渐凸显，同时也坚守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融荟萃。

大湾区中西交流互鉴的意蕴特质

自16世纪开始，大航海时代中外文明交流进入新的阶段，东西方文明率先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区域进行全方位的接触和对话。以此为平台，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与生产技术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扩散，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也显著增添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从交流内容来看，注重引介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成果。梁启超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分为“器物—制度—观念”三个时期。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首先就表现在物质文化的交流上，十三行行商承销欧美商船货物琳琅满目，粤港澳大湾区这片区域亦由此诞生了我国最早的西式大学、医院、报纸、堡垒、炮台、剧院、灯塔、教堂和中西合璧民居建筑。科学知识如数学、历算学、解剖学、医药学等，工程技术如钟表、火器、天文仪器、地理测绘等，艺术领域如绘画、雕刻、音乐、建筑等，以粤港澳大湾区这片区域为中心向内地辐射，拓展了当时我国民众的视野，触发了新的知识、观念与创造。在充分汲取西方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林则徐、魏源、郑观应、黄遵宪、容闳睁眼看世界，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探索救亡图存之路。随着传统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发生重大改变，岭南人先行一步迈开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之路。

从交流形式来看，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总的来看，16—18世纪是东方和西方两大文明平等交流交往的历史阶段。通过中华文化和域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岭南人很早就认识到不同文明的差异性，形成平等对话、互学互鉴的意识。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将西方先进国家的文明成果广泛融入日常生活、家居建筑、美食饮宴、音乐舞蹈、宗教信仰之中，不断为岭南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形成南北兼容、中西交汇的多元文化品格。岭南文化在中国地域文化中独树一帜，也由此架构起不同文明对话交流的重要桥梁，促进中西方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

从交流方向来看，当时的文明交流互鉴是双向互动的。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中心枢纽，新航路开辟后粤港澳大湾区这片区域利用其广泛的国际联系，或隐或现地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及其背后的精神力量，促进了中西文明之间的互相理解与融合。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出海远销，哲学、宗教、科技、艺术扬帆西行，儒家传统典籍被推介翻译传播。这些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海外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从而催生了“中国热”，促进了近代欧洲文明的创生和发展。

大湾区中西交流互鉴的实践经验

历史经验证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繁荣兴盛的前提条件。粤港澳大湾区这片区域见证了全球化浪潮下异质文明的交流融合，也在实践中积累了中西交流互鉴的丰富经验。

开放包容：文明交流的精神内核。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逐渐由孤立走向联系，由分散走向整体，粤港澳大湾区这片区域即成为中西文明相遇相交之地，也激发出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样态。岭南人秉持务实、包容、开放、创新的精神特质，在保持对主体文化认同与维护的同时，也主动吸纳、接受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精华，积累起中西文化长期交汇共存的综合优势。

区域联动：融合共生的发展模式。凭借山水相近、人文相亲、产业相通的优势，明清时期粤港澳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经济文化协同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彼时外贸中心广州、手工业重镇佛山、临海港埠香港和澳门各具特色，商品性农业、手工制造业、进出口贸易分工协作，既广泛融入国内国际市场，也共同促进人文湾区城市之间的交流协作，推动岭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粤港澳大湾区这片区域作为一个文明交流互鉴平台，相当于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窗口和走向世界的门户，对中西文化融合共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人为媒：互学互鉴的鲜活载体。明清时期粤港澳大湾区这片区域经济社会的显著发展，吸引了大量西方航海家、商人、传教士、外交官的关注和汇聚，他们作为“行走的文化符号”，客观上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和使者。无论是以十三行行商为代表的商业巨擘，还是通事、水手、船工、仆役等市井小民，抑或足迹遍布海外的华侨华人，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既汲取西方文化的优长与精华，也不断积淀、丰富和完善自身传统文化，共同成就了以人为媒的中西文明交流互鉴。

作者系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2LN0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