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城市边界地带崛起“新增长极”

       深莞交界，巍峨山静待创新爆发，近200平方公里的世界级科学片区正加速成形，成为大湾区重塑创新地理的试验场；伶仃洋岸，深中通道拉近深圳与中山的距离，一个位于城市边界的产业共同体破土而出，创新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当下，一场经济地理的重构、区域发展范式的变化正在大湾区悄然进行。南方日报记者观察发现，越来越多信号显示大湾区城市边界地带崛起“新增长极”。这些大湾区双城交界地带的“功能区”崛起并非孤立现象。从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的绿色崛起，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技术奔流，大湾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行政边界地带在政府和市场作用下加快破壁融合，迸发能量。

　　从交通互联互通到建立资源共享机制，这些跨越市界的合作功能区正成为区域融合发展的极点，将城市间差异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力。

　　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宝剑指出，区域融合发展使行政边界地带从边缘区域走向高质量发展前沿阵地，是通过一盘棋思维整体谋划、依托各地资源禀赋、发挥区域整体优势、畅通内循环从而形成区域发展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新平台 战略布局下的精准落子

　　今年上半年，大湾区合作功能区项目签约呈现新变化。

　　8月8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迎来发布两周年。这个“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是香港北部都会区与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的天然交汇点。

　　如今深圳园区正全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汇聚院士专家18人，科研人才超过1.5万人，培育出晶泰科技、君圣泰等上市企业，未来机器人、元戎启行等3家独角兽企业，鲲云科技、牛芯半导体等101家专精特新企业，吸引香港应科院等65家香港科研机构与企业落户以及5所香港高校设立超10个科研平台。这不仅是资本流动，更是香港基础研究优势与深圳产业化能力的基因级融合。

　　深中经济合作区则上演平台崛起。深中通道通车一年来，深圳和中山共同启动深中经济合作区综合规划编制，促进多维创新平台体系加速形成：中山药创院与南方科技大学、深圳湾实验室联合开展研发与人才培养；长理工研究院与华为、大族激光合作极紫外光刻设备项目；香港理工大学中山技术创新研究院挂牌；南方原子能科学与技术创新中心科研基地投入使用。

　　随着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持续推进，这片区域正加速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2024年至2025年5月期间，博罗、龙门两县在建项目111宗，竣工126宗，总投资467.22亿元；新签约项目98宗，投资214.1亿元。广州印发实施引领区重点项目清单，其中包括139个项目、总投资超2000亿元。同时在市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中安排超5000万元，支持从化区、增城区加快推进引领区重点项目落地。

　　环巍峨山科研圈大科学装置集聚，正积蓄能量“爆发”。巍峨山南麓，深圳建成“鹏城云脑”、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二期）、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巍峨山北麓，东莞布局中国散裂中子源、先进阿秒激光等大科学装置。2020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批复同意，在“光明科学城—松山湖科学城”集中连片区域范围内，建设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当前，两地正强化资源统筹与协同创新，以“双城联动、全域协同”之姿携手攀登“科学高山”，共同打造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

　　这些新跨界“功能区”的崛起，预示着城市边界地带不再只是地理的连接点，更是制度创新、要素重组、动能转换的“融合反应堆”。

　　新探索 制度创新的多元试验

　　合作功能区的兴起，并不是空间叠加或简单组合，而是制度创新与市场力量在边界地带的交汇结果。其背后，既有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逻辑，更有政府前瞻布局的制度逻辑。

　　记者梳理发现，这些功能区的创建可以概括为四类模式：

　　第一类，优势互补型，如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这里不仅是科研成果的转化场，更是制度磨合的试验场。作为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的重大合作平台，它的诞生是为了解决两地创新链条的“断点”——香港拥有全球一流的基础研究能力，却缺乏产业化场景；深圳则具备产业落地优势，却亟须高水平原始创新供给。河套跨境布局“一区两园”，转化制度红利，成为科技要素跨境流动的超级接口。

　　第二类，瓶颈突破型（或产业合作型），如深中合作区。其逻辑在于突破区域发展长期存在的“空间鸿沟”。珠江口两岸，深圳和中山分别是创新极核与制造腹地，但长期缺乏有效的产业对接。深中通道通车后，两地通过共建合作区、设计利益共享机制，把“通道红利”转化为“产业红利”。这种跨江口的重组，不仅缓解了深圳的产业空间紧张，也为中山带来新的高端产业机会，成为破解“通道通车、产业不过”的制度突破。

　　第三类，生态整合型，如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不同于前两类的产业和科技导向，该区域以绿色发展为突破口，打造“生态+产业+文旅”一体化的边界融合模式。其背后逻辑是把“边界地带”转化为“生态走廊”，通过跨市联动，携手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广州、惠州两地同步列出大规模投资清单，显示其不仅是一个生态保护区，更是绿色产业的创新孵化场。

　　第四类，战略引领型，如环巍峨山科研圈。这里聚集了散裂中子源、先进阿秒激光等国之重器，自然孕育出跨市科研生态圈。不同于传统开发区依赖行政推动，这里采用“装置共享+院校协同+企业应用”的有机模式，实现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联动。特别是与港澳高校共建南方先进光源，体现了跨境科研联合的制度创新价值。

　　这四类合作功能区尽管功能定位不同，却大多展现三大特征：治理模式上，普遍建立跨行政区协调机构；政策设计上，突破行政边界让人才、技术、资本实现更高效流动；利益分配上，推进“成本共担、利益共享”，让合作真正形成可持续的利益共同体。

　　从更深层次看，这些制度创新不仅是功能区自身发展需要，更推动大湾区整体迈向高水平一体化，正回答如何在“一国两制”和双行政区的复杂格局下，实现制度协调与资源共享。

　　新未来 城市边界的发展动能

　　双城合作功能区的蓬勃生长，标志着大湾区正从“物理联通”迈向“化学融合”，不断释放发展动能。

　　依托松山湖科学城中国散裂中子源，巍峨山下，深莞共建了光明科学城材料基因组设施的中高压中子谱仪和高分辨高通量中子粉末衍射谱仪。自去年12月启用以来，已为比亚迪、宁德时代、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30多家单位提供中子衍射测试服务，首期测试样品超300个。

　　围绕大科学装置，大湾区还形成“研发—中试—产业化”城市梯度布局：基础研究集中在东莞松山湖、深圳光明科学城；中试转化落在惠州仲恺高新区；批量生产则由佛山、中山承接。

　　双城合作功能区意义不仅限于此，还承担着压力测试和规则探索功能。今年7月，深圳延续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工作的香港居民，个人所得税税负超香港税负部分予以免征，更放宽人才补贴的税收优惠范围；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探索“规划联合编制、联合报批”机制，为破解跨市国土空间规划矛盾提供区域样本。这些“小而活”的局部试验，正为大湾区乃至全国区域协同积累制度资产。

　　但跨市合作功能区可持续发展需警惕两大风险。一是“地产化”倾向，防止以合作为名行房地产开发之实。二是可持续性挑战，部分项目初期前期投入巨大，需尽快培育内生增长动力。如环巍峨山科研圈面临大科学装置运维成本高昂，尖端领域人才竞争激烈等挑战，破解这些挑战或将为中国乃至全球大科学计划提供新治理范式。

　　从深中合作区的车流到巍峨山下的大科学装置，从河套的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到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的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大湾区曾经被忽视的城市边界地带，正在孕育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高能共同体。

　　以跨域共建回应时代命题，用“试验田”的方式破解行政壁垒，双城合作功能区在区域融合发展背景下，正书写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观察

　　加强政策支持 推动边界融合

　　未来，大湾区双城合作功能区将不仅是跨市资源整合的“试验田”，更将在空间格局上重塑大湾区创新版图，在制度层面探索跨区域治理的新范式。如环巍峨山科研圈的建设，有望在产业发展层面推动形成“基础研究—中试转化—规模制造”的完整链条；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加快建设，成为粤港澳三地制度创新汇聚地。

　　谢宝剑认为，展望未来，一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坚持系统思维整体谋划区域融合发展战略，以区域融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二是要形成创新共同体、生态共同体、产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不同领域的区域融合发展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三是在国家和省的层面要加强政策支持，破解跨界区域发展的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瓶颈，为跨界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四是要深化改革创新，在推动营商环境以及居民户籍、医疗、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上下功夫，让企业和群众在区域融合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市场和社会成为推动区域融合发展的主要力量，增强跨界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

　　新的平台、新的探索、新的未来。大湾区将在这些城市跨界合作平台推动下，加速迎来从“湾区经济体”迈向“世界级城市群”的跃升。（南方日报）